新加坡副总理Gan Kim Yong表示，新加坡必须更快、更努力地行动，以与全球其他财富管理中心竞争。“我们一直在与全世界的金融中心竞争——香港、迪拜、伦敦或纽约，”Gan在新德里新经济论坛期间接受Bloomberg Television采访时说。他指出，随着全球供应链和投资流发生转移，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将提供更多机会，该国持续确保其监管规则保持更新，以便利财富管理业务。“我们可以快速行动，这就是我们的优势，”Gan说。
这一表态的背景是亚洲财富管理中心之间竞争的实质性升温。家族办公室在选址时正在新加坡、香港和迪拜之间进行直接比较，评估维度集中于税收激励和营商便利度。迪拜以零个人所得税和更快的许可速度、更低的中型架构运营成本构成对新加坡的竞争压力，香港则在2026年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税收优惠制度。新加坡税制的结构性特征在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约22%，企业所得税为17%，与阿联酋的零个人所得税和9%企业所得税（自贸区合格所得为0%）形成鲜明反差；新加坡对基金层面的吸引力主要依靠13O和13U等免税方案，而非个人层面的低税。在这一税制格局下，新加坡难以在“税率竞赛”中胜出，其竞争力必须建立在其他维度上——而Gan所强调的“快速行动”和“监管更新”，指向的正是监管可预测性与制度响应速度这一组合。
新加坡的监管行动已经在跟进。监管机构8月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强化资产管理业的措施，包括对个体基金经理人的潜在可观税收豁免。这些措施的功能不在于将新加坡的税率降至迪拜的水平，而在于缩小基金层面税负竞争力的差距，使新加坡的“监管确定性”优势能够在家族办公室的选址计算中不被税差完全抵消。对于一个长期以“可预测的监管路径”作为核心卖点、而非以零税率作为卖点的财富管理中心而言，竞争力的维持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边际改进——每一次竞争对手的税制调整或监管提速，都要求新加坡在响应速度和制度更新频率上做出对等的移动。
Gan同时将话题延伸至能源领域，表示新加坡对发展跨境电力交易有兴趣，因为绿色能源需求正在增长；但他也承认，在落实东盟电网方面，“各国走到一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可能耗时数十年。这一表述将新加坡的竞争逻辑从财富管理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经济枢纽功能：在一个供应链和投资流持续重组的区域中，金融中心的地位与能源互联、数字连接和制度可信度是相互支撑的。跨境电力交易的时间尺度以十年计，而财富管理中心的竞争以季度和年度计——两者之间的节奏差异恰恰说明，新加坡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是即时的、可量化的，而其制度性应对必须同时在短期边际调整和长期基础设施两个层面上展开。